二十多年前，被视为教育“平权”利器的课堂笔记本电脑计划在美国席卷开来，如今却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和神经科学家质疑可能适得其反。 2002 年，当时的缅因州州长安格斯·金启动了一项计划，为每一名初中生配发苹果笔记本电脑，这被称为教育数字化革命的开端。 到 2016 年，该项目已扩展到 6.6 万台设备，并迅速成为全美其他州效仿的样板。
到 2024 年，美国在向学生发放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方面的投入累计已超过 300 亿美元。 然而二十年过去，最新的科学证词和全球学习数据却显示，这场技术实验的结果远不如当初想象的那般美好。
神经科学家贾里德·库尼·霍瓦思在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与运输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指出，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与学习成绩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关系：屏幕暴露越多，学业表现越差。 他引用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以及其他全球考试数据称，Z 世代已成为现代史上首个在标准化考试成绩上整体低于上一代人的群体，这不仅仅意味着课堂能力的下降，更被视为一次广义上的“认知退步”。
霍瓦思强调，这并不是一场“要不要技术”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个“教育工具是否符合人类学习规律”的问题。 在他看来，那种不加节制、全面铺开的数字化扩张，实际上削弱了学习环境，而不是增强它。 早期的笔记本项目曾被寄望为信息民主化的关键步骤，但技术随时在场的结果，却是学生持续专注能力和处理高难度思维任务的能力被悄然侵蚀。
事实上，问题的迹象多年前就已浮现。2017 年，《财富》杂志的报道显示，在实施“一人一机”十五年后，缅因州公立学校的考试成绩整体停滞不前。 时任州长保罗·勒佩奇甚至将这一笔记本项目形容为“一个巨大的失败”，尽管该州与苹果的相关合同当时仍在延续。
类似的模式并不只出现在缅因州。随着学校配发设备数量在全美范围内激增，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不学习”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一项在 2014 年对 3000 名大学生进行的行为研究发现，学生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时间中，近三分之二都花在与课堂无关的活动上。 研究者指出，这种分心带来的代价极高：每一次注意力被打断，重新聚焦都会被延迟，并且导致记忆形成质量明显下降。
到了 2021 年，EdWeek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又补充了一组数据：大多数 K-12 教师每天使用教育技术的时间在一到四小时之间，约四分之一的教师表示自己每天使用这类工具的时间达到五小时或以上。 这些数字勾勒出一个矛盾的现实：即便数字工具被设计为支撑学习，它们往往同时为分心提供了更宽阔、更隐蔽的通道。
霍瓦思的担忧已经超出单纯的学业成绩层面。他警告说，在全球性问题愈发复杂的今天，人类社会无法承受一代人在深度注意力、抽象思考和面对模糊性时坚持推理的能力上出现系统性削弱。 他对《财富》表示，不幸的是，“轻松”从来不是学习的标志；学习本质上是费力的、艰难的、甚至常常让人感到不适，但正是这种“摩擦”塑造了深度学习，并让知识在未来可以真正迁移和应用。
数字化课堂的后果也延伸到了校园之外。斯坦福大学在 2025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开始重塑劳动力市场，对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劳工——主要是 Z 世代——产生了尤为突出的影响。 研究提示，如果教育体系未能有效培养适应力和更高阶的思维能力，那么当自动化技术席卷各行各业时，冲击将会更加猛烈。
在经历了数百亿美元投资和一整代学生的数字化试验之后，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学校是否在无意间用“便利”和“连接”交换掉了学生真正的学习深度和思考能力？ 围绕课堂笔记本和屏幕设备的争论股票配资中心，正在从“技术是否先进”转向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我们到底希望下一代如何学习、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持头脑的清醒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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